寻找张季鸾_脑白质病治疗

年10月初，在龙应台客居香港大学面海的沙湾径宿舍里，二十几位分别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吉隆坡、香港与台北的老中青三代新闻同业，以华文媒体的未来为题，闭门盍各言尔志了十几个小时，疲劳轰炸到让人戏称被关在集中营里也不过如此。

晚上十点多，集中营打烊，曲终人散前，几位意犹未尽的新旧朋友又聚在阳台上，眺望着黑蒙蒙的一片大海闲聊，聊两岸三地传媒闲话，聊古今传媒人物，其中聊到一位是余纪中先生。

巧的是，我去香港前，《明报》副刊的马家辉请我写了篇谈台湾传媒现状的文章，在这篇题为“举目不见一个报人”刊登于我“逃离集中营”隔天的文章中，我举了两位老报人为例，其中之一正好就是余先生。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：

三年半前,《中国时报》创办人余纪忠过世,许多人称誉他是台湾最后的报人,并且感叹文人办报的传统从此将成绝响。当时虽曾有人不以为然,认为江山代有报人出,“余”何人也,岂无“后”乎?但从台湾这几年的报业发展来看,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,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,永远只是个梦。

报老板能被称为报人,就像reporter能被称为journalist一样,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。但报人办报与非报人办报有什么不同?简单说,报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,是文人以办报的方式论政。就像张季鸾曾经说过：“中国报纸在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，不是实业机关，这一点，可以说中国落后，但也可以说是特长……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，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。”

张季鸾当年办《大公报》是这样办,余纪忠办《中国时报》也是如此。而且这两家报纸不但都曾执报业之牛耳,有一言而动天下的影响力,更曾大赚其钱,经营上并不输商人办报。

但如果从张季鸾提出的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的“四不主义”来严格检验的话,余纪忠与张季鸾虽称得上是报人,却并非是完美的报人。

张季鸾虽然终身“人不隶党”，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相像，而且他还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，“中常委报人”这个身份，虽然让他能同时论政又问政，但这个身份终究是报人之瑕，有损报人本色。

但即使是这样不完美的报人,放眼台湾当今报业,也是百中无一,求之而不可得。

张季鸾的“四不主义”,曾经是台湾报业追求的最高价值,报纸负责人对这个最高价值,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。然而现在的报业负责人,却是党、卖、私、盲四者俱全,“四不主义”早已被“四全主义”取而代之。

而且,报纸的“文人论政机关”角色日益退化,早已蜕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实业机关”。以前,“好的报纸”、“好的新闻”(goodjournalism)就等于是“好的生意”(goodbusiness),但现在好报纸、好新闻却成了坏生意的代名词。

台湾报纸何以会变质、退化至此？

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报纸与读者的角色错置。以前，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是“传媒领导大众”（thepressleadthepublic）,但现在却是“大众领导传媒”（thepublicleadthepress）.过去传媒决定要提供什么新闻给读者，判断的标准是“什么新闻你需要知道”（Whatnewsyouneedtoknow）,但现在的标准却是“什么新闻你喜欢知道”（Whatnewsyouliketoknow）。

尤其是自香港“壹传媒”集团进驻台湾后，台湾报纸这样的质变趋势，更像大江东流一样，挡也挡不住。

也许有人不喜欢“壹传媒”，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，“壹传媒”确实在短短几年内就改写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新闻史，不但改变了传媒的市场版图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“新闻的定义”。

在“壹传媒”进入台湾之前，属于隐私范围内的八卦、绯闻、丑闻，并不是不曾在台湾传媒上出现过，在两大报主宰台湾报业的时代，《中国时报》与《联合报》也曾经多年以争相报道极尽膻色腥能事的犯罪新闻作为竞争的手段。但依据台湾传统对新闻的定义，类似今天这样的“苹果化新闻”，不但构不成重要新闻，更上不了报纸的头版，遑论是头版头条。

现在只要“壹传媒”一爆料，台湾大小传媒无不纷纷跟进，而且无一不是以重要新闻处理，“壹传媒”俨然成为了新闻通讯社，成了其他传媒的供稿中心，也成了引领新闻风潮的龙头老大。“苹果潮”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每一间新闻办公室，每一份报纸闻起来都带一点苹果味。

当所有的传媒都以“壹传媒”对新闻的定义作为新闻的定义时，文人办报、文人论政的传统当然就戛然而止，所谓的报人角色当然也就不复存在。

张季鸾与余纪忠当年是因为《大公报》与《中国时报》的言论影响力，才逼得蒋介石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蒋经国不得不买他们的账，不得不对他们以国士之礼待之，甚至不得不授以问政的权力与渠道，对他们进行“软性的收编”。

文人办报时代的报人与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权力关系，虽然在骨子里仍是不对等的关系，但在形式上起码还能维持平起平坐的表相。

抗战前，蒋介石有次在南京“励志社”大宴文武百官与驻外使节的晚宴中，奉“步履长衫的小老头”张季鸾为主桌上宾，并且公开赞誉他“道德文章，名满天下”，虽然是惺惺作态，但连“凯撒”也不敢小觑报人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现在报老板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，甚至与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关系，却连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荡然无存。

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公民社会里，传媒本来应该扮演“不受国家权力控制”也“不被市场规则左右”的主体性角色，但当文人办报的传统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，当报老板不以追求影响力为办报的最高价值，既向国家权力屈服又对市场规则妥协时，这样的传媒其实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。

举国尽是政客，举目不见报人，这是我们的政治现实，也是我们的传媒现实。悲乎？悲矣！

我生也晚，无缘得识张季鸾，但对他的文章他的故事，却从年轻时就略知一二，用流行语来讲，我早就是他的隔代“粉丝”。

张季鸾与蒋介石年夏天在南京“励志社”见面时，张是《大公报》总编辑，蒋是国民政府主席。“励志社”的那场晚宴虽是“中国第一报人”与“中国凯撒”蜜月期关系的缩影，但在此之前多年，凯撒与报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犹如冦雠。

在跟胡政之、吴鼎昌于年接办《大公报》之前，张季鸾曾做过多年记者，而且一直是个不畏强权的记者。

年，袁世凯当总统，张季鸾在他工作的《民立报》上揭发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内幕，震动全国，但张季鸾与他的同事曹成甫当晚就被逮捕入狱。坐了三个月黑牢后，张季鸾因朋友营救而重获自由，曹成甫却已死于狱中。当时张季鸾仅仅25岁。

五年后，段祺瑞当国务总理，张季鸾又在他当总编辑的《中华新报》上，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当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内幕。段祺瑞一怒之下，不但查封了《中华新报》，也逮捕了张季鸾，把他关了半个月后才释放。

短短五年，两度对抗国家最高当权者，两度揭发政府滥权腐败内幕，两度被捕入狱，并曾一度面临被袁世凯枪决的命运，张季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记者，可想而知。

年9月1日诞生的《大公报》，就是张季鸾这种记者性格的投射。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年，其实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年。

当年四月，张作霖挥军入京，立刻把他恨之入骨的《京报》老板邵飘萍逮捕。邵飘萍当时有“中国第一记者”之称，办报为文一向铁肩辣手，军阀，尤其是奉系军阀，早欲去之而后快。张作霖以“勾结赤俄，宣传赤化”的罗织罪名，将他枪决。

当年八月，奉系军阀张宗昌又逮捕了《社会日报》的老板林白水。林白水在邵飘萍被杀后，仍然在报上撰文痛斥奉系军阀是洪水猛兽，张宗昌的智囊更被他形容是“终日悬挂于腿间的肾囊”。张宗昌气急败坏，效张大帅前例，也罗织了“通敌”的罪名，将林白水枪决。

但就在风声鹤唳的这一年，《大公报》登上中国新闻的舞台，而且一登台就是炮火四射。

在创报短短一年内，张季鸾曾写社评《跌霸》，痛骂独霸一时的军阀吴佩孚，“不特治军经国，有舍我其谁之叹；即谈诗说易，亦觉并世无耦。困顿经年，略物修省，而傲狠乃过于昔日”，但“综论吴氏之为人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有气力而无知识，今则并力无之，但有气耳”。

他也曾写社评《呜呼领袖欲之罪恶》痛斥汪精卫，“以庸才而报野心，以细人而操大炳”，而且“好为人上”，“一切问题都以适合自己便宜为标准”，“可以举国家利益、地方治安、人民生命财产，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”。

对当时权倾一时的蒋介石，张季鸾的抨击更是毫不留情。年在中共党史里所谓的“四一二政变”中，蒋介石曾无情剿杀左派人士，事后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评《党祸》，形容当时的社会“乖戾之气，充塞天壤；流血之祸，逼于南北”，他痛批蒋介石对共产党“爱之则加诸膝，恶之则投诸渊”，“且取缔则取缔已耳，若沪若粤，皆杀机打开，是等于自养成共产党而自杀之，无论事实上理由如何，道德上不能免其罪”。

《党祸》写完七个月后，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礼隔天，张季鸾又写社评《蒋介石之人生观》，痛骂老蒋自称“自今日结婚后，革命工作必有进步”的说法，是“浅陋无识之言”，他甚至用“兵士殉生，将帅恋爱”、“累累河边之骨，凄凄梦里之人”以及“人生不平，至此极矣”这样的重话，来嘲讽蒋介石美化“革命与婚姻”的关系。

张季鸾骂吴、骂汪、骂蒋的社评，当时即轰动全国，今日读之仍是痛快淋漓。台湾现在写社评的人早已百无禁忌，但与张季鸾的“三骂”相比，火候功力高低立判。“三骂”奠定了张季鸾的报人地位，《大公报》当然也靠“三骂”建立了它第一大报的影响力。

任何当凯撒的人，都想拉拢甚至收编最有影响力的第一大报，蒋介石当然也不例外。当时传说他在办公室、官邸、餐厅各放一份《大公报》，走到哪看到哪。而且他发通电给全国报馆时，开头第一句也必定是“大公报转全国各报馆钧鉴”，俨然已视《大公报》为报业龙头。至于约见张季鸾“垂询”国事这种“礼贤下士”的动作，蒋介石更是频繁为之，南京“励志社”那场晚宴，更曾被人以“韩信拜相，全军皆惊”这样的比喻来夸张形容。

蒋介石以国士之礼待之，当然会影响到张季鸾一向锐利的“反蒋”笔锋。再加上他的对日政策主张跟蒋介石若合符节，因此不但《大公报》的社评常给人与政府桴鼓相应的印象，张季鸾也确实偶尔扮演过君王策士的角色。

但即使如此，张季鸾仍然很努力在维持他的独立报人本色，特别是他对蒋介石处理共产党与异议知识分子的做法不敢苟同，依然大力批判。

两个较具代表性的例子是：

年代，在国民党一片“剿共”声中，张季鸾却是最早就派记者到“红区”采访的报人。虽然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十分严酷，但《大公报》却敢不听党意、不从流俗，从来不以“共匪”称呼共产党，而称其为“共党”、“共军”。远赴西北边陲地区采访的《大公报》记者，更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，赞美“红军纪律严明，百姓拥护”，彻底颠覆了国民党宣传机器所塑造的“共产党是流寇土匪”的刻板印象。毛泽东曾经很感慨地对一位《大公报》记者说：“只有你们《大公报》拿我们共产党当人。”

蒋介石对《大公报》的“附匪”言论忍无可忍，有一天终于跟张季鸾面对面摊牌。蒋虽然气得大发雷霆，但张却不惧不惊，从头到尾只是以不卑不亢的语气，反复重申“事实就是如此”，答复言简意赅，立场平和严正，十足报人风范。凯撒再霸，但又奈报人何！

第二个例子是年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张季鸾一向尊重知识分子，他在《大公报》开辟的专栏“星期论文”，曾经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，左中右各党各派人士皆在其中写稿。

因此当沈钧儒、邹韬奋、章乃器、史良等七人被国民政府以“危害民国罪”逮捕后，张季鸾的痛心不难想象。这七个人只不过是组织了一个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，发表了一篇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》，呼吁各党各派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、释放政治犯以及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而已，但国民政府却罗织了一份罪行完全无中生有的起诉状，企图诬陷他们。

当时各家报纸对“七君子”案件都噤若寒蝉，举国不闻异议之声。但当张季鸾得知身陷牢狱的“七君子”写了一份答辩状，逐条逐项驳斥起诉书中各项罗织的罪状后，他立即打电话给编辑部值班的同事，要求将答辩状全文立即发排，隔日登刊，而且不必送审，责任由他来负。

以今观昔，张季鸾当天的决定似乎平常至极，但在当时“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”政治气氛中，举国报人却唯独张季鸾一人有此勇气。“七君子”日后全被释放，虽有许多主客观因素，但张季鸾和他的额《大公报》能无愧于报人与媒体的角色，却绝对是关键因素之一。

由于《大公报》对共产党与他们的“同路人”一向采取既不歧视也不丑化的立场，甚至常有“同情的了解”，因此共产党领导人也一样想拉拢收编《大公报》。蒋介石在南京的“励志社”奉张季鸾为上宾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宴客时，也曾让《大公报》记者高居首席。张季鸾病危时，医院探访，但在他的病榻前，也曾出现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各坐一侧相对无言的“和平”画面。国共两党源出一门，由此亦可见一斑。

张季鸾曾对他的接班人王芸生说过：“只要不碰蒋先生，任何人都可以骂。”这句话虽然有点老师傅叫小徒弟附耳过来交代后事的味道，本来就不想“法传六耳”，但等到王芸生撰文转述众人皆知后，师徒间这句私语却成了张季鸾对蒋介石“小骂大帮忙”的注脚。

但相对来说，他对共产党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否则周恩来何以奉他为“报界宗师”？毛泽东又何以肯定他“功在国家”，甚至在年代末期党内整肃《大公报》时，仍称赞张季鸾“摇着鹅毛扇，到处作座上客，这种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观察形势的方法，是当总编辑应该学习的”？

张季鸾为什么能优游于国共两党之间，跟两党领导人都能保持亦友亦敌的紧张关系？是为了两边押注买保险？是心中毫无定见而投机摇摆？都不是。他之所以如此，原因非常简单：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。

他的“四不主义”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具体而微。他曾经形容自己和他的办报伙伴：“我们这班人，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，人不隶党，报不求人，独立经营，久成习性”，“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，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。其信仰是言论自由，而职业独立。对政治，贵敢言；对新闻，贵争快。从消极的说，是反统治，反干涉。”

近年来研究《大公报》历史的中国大陆学者，也有许多人认为“《大公报》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”，也是“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”，“虽然早期《大公报》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，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，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”，在中国报业史上，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这么鲜明的旗帜”。

但张季鸾并不懂复杂的自由主义理论，他只是一个“简明版的自由主义者”。在他的字典里，自由主义的定义很简单：不党、不私、不盲、不卖，不求权、不求利、不求名、不畏强权、不溺富贵，政治民主、言论自由、包容异己，如此而已。不论他当记者、写社论、当报老板、延揽自由派知识分子写专栏以及与政治人物打交道，他都是用行动在实践这么简单的一个信念。即使偶尔逾矩，跑到了自由主义的对面“表态”，但就像有位大陆学者所说：“他的态度是历史的态度，也是现实的态度。”比方说，他在对日抗战时的“国家中心论”主张，岁曾备受批评，更被共产党列为他政治反动的证据，却并不足以证明他背叛了自由主义。

更何况，国共两党一向视自由主义者“非我族类”，毛泽东更把自由主义者说成是“民主个人主义者”。张季鸾明知左右皆反自由主义，却依然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办报，他的信念之强、勇气之大甚至他的孤傲自负，都是不言而喻。

可惜的是，张季鸾在年才54岁就过世了。如果他能活得更长寿，活到国共内战，活到江山易主以后，《大公报》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？他会不会像他的接班人王芸生在年发表《大公报新生宣言》那样，表态“向人民阵营来投降”？他会不会让《大公报》名存实亡、苟延残喘到年才以黯然赧然的结局收场？现实的历史没有给我们答案，但张季鸾的办报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答案是什么。

也许就是因为对台湾媒体的集体不为,或者对“张季鸾精神”如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,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,所以我才转向美国的媒体,想从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实里,去寻找像张季鸾与《大公报》那样的记者、那样的报老板以及那样的媒体,既是为了替我的沮丧挫折寻求慰藉,也是为了替我的虚无麻木寻找刺激。没想到这个自私的动机,这段自我治疗的旅程,最后却写成了一本书。

在《凯撒不爱我》这本书中,我写了五十二位新闻人的故事,其中只有一篇是美国以外的故事。这些新闻人几乎都是自由派,都曾有或仍有影响力,其中多数更是跟凯撒对抗多年、被凯撒恨之入骨。这些人的名字也许跟张季鸾跟你我有别,但他们的际遇与他们的故事,却跟张季鸾跟你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他们能做那样的新闻人,我们呢?难道只能感叹“岂有豪情似旧时”?只能任凭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?看完这些故事后,再问问我们自己吧。

这本书先给余纪忠先生，书出之日我已重回他一手创办的《中国时报》；也献给《新新闻》每一位工作伙伴，十八年的革命感情永难忘怀；还要谢谢我的儿子泽生，这本书是他一字一句敲打出来的，也记录了我们父子一段知识性的亲情互动。

作者王健壮，于台大历史系毕业，曾任《中国时报》总编辑与社长，博理基金会执行长。